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农村经济影响是全面的

作为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现阶段在城乡、产业、区域之间的影响有明显的轻重之分。为了控制疫情传播，全国不少城市采取了严控交通、延迟企业开工的做法，很多农村也选择暂时阻断进出村庄的道路，严格控制车辆、人员流动。按照当前形势，在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之前，各地对交通的管制都难以放松，而随着疫情发展持续，对农业农村经济影响将呈现全方位态势。

1、从农业来看

——对产业链的影响，主要是流通环节。各地实施的严格交通封锁对切断疫病传播有重要作用，但也给农产品的运销带来巨大挑战，造成滞销难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中断，外销受阻，产品积压，储备困难，经济损失。山东寿光市、海南海口市等多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已经出现蔬菜、水果、水产等农产品价格下跌及滞销的问题，寿光物流园的白萝卜1月28日批发价为1-1.5/斤，1月31日价格已经跌至0.3元/斤。当季果蔬等产品受疫情影响最为突出，由于需求骤减，交易量大幅下降，导致越是丰产的种植户损失越大。以草莓为例，春节期间本是该产品销售旺季，但因疫情突袭，集贸市场、超市关停，跨区域产品运输受阻，入园采摘更不可能，致使线上线下销售量和入园采摘量都呈现断崖式下降，加之草莓不耐储存，不少地区草莓价格从正常年份超过20元/斤降至当下不足3元/斤，损失惨重。由于市场销售不畅，大量农产品、畜产品、果蔬产品不能及时出售，严重积压，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间，不仅增加了储藏成本，而且降低了产品的新鲜度和价值，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对产业的影响，主要是畜禽产业。封村断路、延迟饲料厂复工、暂停活禽交易、关闭屠宰场等防疫措施导致养殖场和养殖户的畜禽无饲料可用、仔畜雏禽无处可卖、出栏畜禽无法屠宰，养殖生产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对养鸡业而言，部分养殖场由于饲料短缺急于出栏，部分养殖场的肉鸡已达出栏期限被迫压栏，肉鸡供给数量远远大于当前屠宰数量，价格急速下跌；由于交通限制导致孵化场的鸡苗无法顺利销售和运输，部分养殖场被迫对鸡苗采取填埋等极端处理措施，损失巨大。此外，2019年的猪价上涨，促使居民增加了家禽消费，鸡肉价格一路走高，基于鸡肉消费增长预期，很多家禽养殖企业选择大幅扩产，疫情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叠加。对养猪业而言，2019年“非洲猪瘟”等问题给我国生猪产业带来的影响还未散去，突发的疫情让生猪产业再遭打击。疫情不仅迫使养猪企业的新建猪场普遍处于停工状态，还极大影响了生猪养殖的信心，生猪补栏积极性下降，最终将阻碍生猪产能的恢复进程。

——对产品的影响，主要是菜篮子产品。流通联结供需两端，疫情对流通的影响经过上下传导，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菜篮子产品首当其冲。因消费恐慌心理，部分城市地区肉、蛋、奶、菜供应出现紧张，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发生了哄抢现象。需求端面临短期内紧平衡和局部地区结构性短缺，价格一度明显上涨。农村地区有节前囤货的习惯，疫情短期内对消费影响不大，但随时间推移同样会面临供给不足。从菜篮子产品供应看，肉、蛋、奶产品受较大影响。地区封锁道路导致物流受阻，肉蛋奶产销区供需错配脱节，价差扩大。由于生猪远距离调运遭遇困难，致使主产区猪源外调减少、猪价受压，主销区猪源供给紧张、猪价易涨，南北方猪肉价差将明显拉开。同样，部分产区鸡蛋收购价格已跌破成本线，但部分销区由于供货不足，鸡蛋价格一路走高。

——对时节的影响，主要是春耕。立春时节已过，各地将陆续迎来春耕。由于物流受阻，春耕农资供应不足问题成为短期矛盾。据湖南三农网发布的信息，受2019年底化肥行情下滑影响，农资经销商、零售商普遍存货不多，且多处于关门闭市的状态。如果疫情持续到三月份，农资产品的物流配送不畅，将给春耕肥料供应带来明显影响。春耕所需的种子、农药等农资面临同样问题。同时，春耕所需的劳动力、农机作业服务在供应上也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一些种植大户在春耕时节需大量用工，但受制于疫情遭遇雇工难，农事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从区域看，南方地区农业生产受疫情影响明显要大于北方。南方地区的粮食、蔬菜、特色产品都将迎来新的生产周期，种养业均因疫情而受到波及。中长期看，疫情引发生产成本上升，后市农资价格有可能出现上涨，对农业生产形成进一步的影响。

——对贸易的影响，影响出口。目前疫情对贸易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国内，表现在市场供给问题上。但如果疫情继续扩散或者持续发展，导致其他国家采取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方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设限，势必会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特别是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已在部分农业企业上显现，主打猕猴桃产业的陕西齐峰果业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出口渠道被封，猕猴桃出口贸易遭到损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国，若农产品贸易受阻也必将影响农业经济健康运行并波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

2、从农民来看

——影响外出务工是必然的。我国农民工群体基数大并具有明显的跨区务工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数量接近2.91亿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比例占60%，大约50%选择进城工作。全国视域看，农民工以西部地区流出、东部地区流入为主，本次疫情爆发地湖北也是外出务工大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及时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各地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延迟企业开工时间，通过交通管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省域间、市域间、县域间、镇域间甚至村域间的人口流动，呼吁市民、村民居家不外出，然而随时间推移农民外出务工需求愈发强烈，矛盾突出。疫情防控的紧张局势下，不少农民短期无法实现跨区域外出务工。如果疫情难以尽快得到有效控制，一些中小企业能否存续面临巨大挑战，随之可能会波及农民的外出就业。疫情发生，中小企业最易受到冲击，而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恰好分布在中小企业。根据相关研究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推迟复工情况下，接近70%的企业账上现金最多维持2个月，其中一半只能维持在1个月以内。若中小企业破产倒闭，问题会迅速传导至就业是否稳定，其中大量的农民工存在失业风险，造成无工可打、无钱可赚的困难局面。

——增收目标完成更加困难。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占41%，经营性收入占36%。此次疫情突发，农民收入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受到冲击，对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压力。一是非农收入受损。农民务工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疫情对外出务工的影响会直接在收入层面显现。企业开工不足、返程交通受阻、劳务输入地对外来人口进入设限，都将对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造成很大影响。对于疫情最为严重，同时也是农民外出务工大省的湖北省而言，2020年的农民增收问题将会非常突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河南、重庆、四川、湖南、江西、安徽、重庆等省市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二是农业收入受损。无论是对于畜禽养殖户、果蔬种植户还是休闲观光农业经营户，疫情都对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障碍，对农业收入造成了很大影响。如辽宁丹东一养鸡户反映，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达到二三十万。南方春季旅游受阻，对经营观光休闲农业的农户影响明显。而疫情对农业经营收入的负面作用势必会影响增收的整体趋势。

——增加脱贫攻坚的实现难度。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是党中央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首要任务加以突出。2019年全国减少贫困人口1109万人，脱贫形势良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完成剩余551万人的脱贫任务将更加艰巨。一是发展扶贫产业受挫。发展扶贫产业、开展产业扶贫是各地脱贫攻坚的主要抓手，疫情导致的滞销和产品价格下降问题在贫困地区同样突出。产品卖不出去、生产无法保持常态影响产业发展，休闲农业无法吸引游客，影响贫困户脱贫进度。二是外出务工受挫。不少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是协助贫困户外出务工，增加打工收入，但疫情对外出务工的影响阻断了很大一部分贫困户创收的来源。由于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的脆弱性最强，疫情带来的影响也会放大，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推进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脱贫人口返贫需要尽早研究对应之策。

3、从农村来看

——农村将成为防患的重点区域。春节前，500万人离开疫情始发地武汉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入湖北省内和湖南、河南等主要省份的农村地区，农村防疫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受限于知识水平和健康素养，农民的防疫意识普遍不高，疫情防控任务重、难度大、困难多。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对病毒危害与防控了解更少，而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易感染、难治疗、易致死的人群。尽管村庄已通过多种手段在村民中反复强调防护常识，但由于农民平时绝少有佩戴口罩的习惯，防护宣传也并不是所有村民都能立刻接受。同时春节习俗的惯性太大，过年串门聚会的传统深入民心，有些村民认为“没啥大不了的事”“这事儿都在城里，离农村远着呢”，使得仅仅依靠倡导性的措施仍然效果不明显。这也迫使不少农村地区在疫情进入严峻复杂阶段后采取了断路封村的“强招硬招”。即便如此，不少地方仍可以看到聚集聊天、打牌的“不设防”人群；有些地方的体温监测也存在走过场现象，看到熟人就放行，没有真正做到严防严控；有的农村隔离点对人员管控制度执行不到位，存在自由走动现象等等，任何一个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当前，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已呈现从城市向农村蔓延的趋势，农村地区是后期防患的重点区域。

——农村的公共卫生防疫条件满足不了防患的要求。农村防疫条件有限、防疫能力不足、防疫物资匮乏，加大了防护难度。2018年底，全国3.16万个乡镇共设3.6万个乡镇卫生院，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只有1.39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只有1.45人。全国54.2万个行政村共设62.2万个村卫生室，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2.32人。农村不仅在卫生资源数量上并不充分，同时在卫生资源配置结构和布局上也不合理。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整体功能较低，从卫生资源、管理体制等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很难满足当前疫情防控的迫切需要。

——医疗救助条件呈现明显短板。在医疗资源、医疗技术、医治传染病专业人员方面，农村与大中城市相比还有巨大差距。对于一些县城医院，医疗救助短板明显，隔离病房、救护设备、救护物资等捉襟见肘，专业的医护人员更为紧缺。而到了乡镇村社这一层级，医疗资源更加匮乏，行政村中往往只有几名村医甚至只有一名村医，“以一管百”“以一管千”是常态，疫情发生很难做出应对。

——恐慌心态对乡村治理提出挑战。作为最基层防疫体制动员管理主体的农村干部，危机管理意识非常薄弱，在没有上级统一部署的情况下，没有足够动力动员辖下村民展开疫情防护工作，也很难应对因断路封村措施而引发村民对疫情的恐慌。对于已经出现确诊病人、疑似病患的农村，如何平复农民群众的恐慌情绪，遵守居家隔离的规定，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中，由此决定了始发期、发展期和结束期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需要认真观察，分析和研判。不过，事态发展并不乐观，需持续关注，深度反思。